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一要广，二要专地征集史料，为编写我党我军历史收集材料，打好基础。我作为中央红军所组建的军委工兵营的一个战斗员，仅把个人所知记述下来，以供参考。唯因已过半个世纪，详情多已记不具体，差错之处，恳请战友指正。

　　反动派在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以后，1933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兵力，以其中的50万人，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陷于被动地位。

　　我是1930年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的，1933年参军后调入红3军团，1934年，我在补充师当连队指导员。6月初的一天，我们营营长姚喆和曾教导员接到了师长曾春铿和师政委胡炳坤奉军委指示签署的命令：“调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补充师十团一营5天内到达瑞金。”营首长令我们马上进行准备，作了思想动员，于第二天就从江西兴国县城北簉箕窝驻地出发，经两百多里路的行军，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一一红都瑞金西南的武阳镇。休息两天后又进行动员教育作组织调整，由红军大学特科班（工兵）调来十几个，分别担任营、连、排干部。营里经过摸底研究，根据每个红军战士的特长和身体健康情况，重新组编为3个连队。一连为土工作业连，连长姓陈，战士体质均较好；二连为舟桥连，连长何德芹，我任政指，连里战士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出身，有木匠、篾匠和会游泳的；三连是爆破连，大部分是矿工及鞭炮工人。编组后全营400余人开了工兵营成立大会，记得正是水稻抽穗的时节，在会上宣布，韩连生任营长，刘启祥任教导员，上级代表还明确宣布“工兵营由军委直接领导”，从此，军委工兵营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工兵营组建后即开始了业务训练，主要内容和课目也是放在单纯防御上。土工作业是修碉堡、挖战壕、筑工事。爆破是、炸碉堡。舟桥课目主要是学了一些理论，并没有搞实地架桥作业。还进行了筑路与破路的作业训练。这时我由二连调到营部任党的分总支书记，二连政指由张瑞霭接任。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元气大伤，根据地日益缩小，已经不可能打败蒋介石之第五次“围剿”，被迫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除留3万多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雩都等地，突围长征，实行战略转移。我们工程营随军委机关于1934年10月14日出发，任务是在总参谋长直接指挥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配合作战部队，牵制和消灭敌人，为部队转移开辟难行之路，保障中央机关和直属纵队在长征中顺利前进。

　　我们从瑞金出发，经两天行军，到达于都，贡水河就象一条银色的带子，沿于都城蜿蜒流过，河水较深，宽处约200米，有一条宽阔的浮桥横架河上，中央纵队（代号为红军纵队）拖着许多笨重的物资由此过河后，在几个较大的村庄宿营，补充弹药给养，分发衣物，给我们工兵营又补发了不少牛田炸药、雷管及架桥器械，分摊到每个人，真够背的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发那么多东西，心想反正听命令就是了。那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不合战斗要求的，从这一点上也能够准确的看出王明路线主观主义的错误指挥。约在10月19日，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别离了中央苏区，踏上了万里征途。

　　经过连续一个多月的日夜行军，先后越过江西安远与信丰，湘粤边界汝城与城口，粤汉铁路之湖广路段，突破了蒋介石以20万重兵所驻守的这三条封锁线。而后进入湖南宣章、临武及兰山，进抵道州（今湖南道县）。道州为南岭山区湘桂接壤处，是红军前进路上的咽喉要地。而要占道州，又必须先过潇水。潇水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为保障中央纵队安全通过，军委命令我们工兵营随前卫部队红4团在潇水架设浮桥。我营经过100多里的急行军，赶到道州城以东潇水岸边时，只见先头部队的战友已将浮桥架起来了，我们就按总参谋长的指示，担负起守护浮桥，保障大部队安全通过的任务。在部队通过之后，军委首长命令我们：“立即炸毁浮桥，切断敌人追击的路，迟滞敌人。”我们达成目标后，经几天的行军，到达了广西的灌阳、全州地区，这里公路交错，地势较平坦，当我们按照军委所指定的地点前进时，又接到军委指示：“敌大批兵力尾追而来。你营立即配合阻击部队破坏敌前进的道路、桥梁，想方设法迟滞敌人尾随追击。”于是我们采取了一切手段对大小的桥梁隘口要道和公路上较大的涵洞，实施爆破，对迟滞尾追的敌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央红军经过几十天的艰苦战斗，连续通过了敌人4道封锁线。当时我们听说原打算与湘鄂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由于我们行军速度慢，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意图，在前面派重兵堵截，后以重兵追击。如果我们再坚持原计划，就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保存我军实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提议并得到中央多数领导的赞同，放弃了去湘鄂西的原定计划，转兵到敌人薄弱的贵州去。于是红军在攻克了湘西南的通道县城后，即进入贵州，连克锦平、台拱、剑河、黄平等县直到乌江边。

　　12月30日，我们工兵营刚到达贵州的黄平县城宿营地，当晚就奉命执行架设乌江浮桥的任务。此时，阴雨绵绵，寒风刺骨，道路泥泞难行。但干部战士们听说有紧急任务后，个个情绪都很高，经过一天多的行军，于1935年元旦拂晓到达了乌江江界渡口附近。我们营刚到江边不远的地方，军委总参谋长和红1军团陈光师长都已在那里，把我们工兵营领导叫了去。我也去了，就在一个土坎边背风处蹲了下来，刘总长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他用手指着江边说：“前面就是乌江，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搭座浮桥，我们整个部队要从这里通过，向遵义进军。”然后转向陈光师长说：“你们派人泅渡过去，打掉敌人的防守部队。另外抽些人帮工兵营收集木头和木板运到江边。”并强调说：“扎竹排、架设浮桥的任务由工兵营负责。”接着又说：“后面的敌人离这里不远，江对岸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的‘双枪兵’(士兵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杆大烟枪，故称之为‘双枪兵’）严加防守，北岸25华里的猪场有他们的江防司令部。”又说：“现在他们控制着江面，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一定要马上分头行动，争取明天下午把桥架好，晚上开始通过部队，只能提前，不能推后，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营的几个领导当即表示坚决达成目标，在认真地商量之后，就马上召集各连干部传达刘总长的指示，布置分工第一、第三连砍竹子，找木板，扎竹排，二连加工扭缆绳，下江架桥。

　　天亮后，我们经过勘察，乌江水深约有3米左右，湍湍流急，每秒约有一米多的流速。靠我们这侧岸边地势比较平坦，并有一片竹林，江边有一沙滩。对岸则是悬崖绝壁。我们的架桥工具：只有斧头、柴刀、锯子、大锤、钢钎和绳子，江边又找不到一条木船作支柱，而且下着小雨加雪，北风呼呼地吹着，江水寒冷刺骨，又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乌江江面上架设浮桥，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我们布置任务勘察江情和动员之后，全营就立即进行收集架桥器材。韩营长和我下到二连帮助工作。当天中午接到架桥的命令后，由二连长何德芹带领几十个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抬着竹排，带着绳索和木桩。在战斗部队的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的炮火下江打木桩，拴竹排，架浮桥。四班战士小肖几天来一直拉肚子，我们几次劝他上岸休息，他总是“嘿嘿”笑着埋头干。这时敌人的步枪、机枪向我们猛烈射来，还不时发射迫击炮弹。但是我们每颗心都凝集在架桥上，任何一个人都在拼命地干，对寒风、雨雪、刺骨的江水和敌人的枪林弹雨全然不顾，只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一夺取架桥的胜利。正当我们以缆绳固定竹排的时候，敌人一发炮弹在我们附近的水面上爆炸了，掀起了丈把高的水柱，刚扎好的竹排也被炸坏了一个，战士李文华英勇牺牲了，带病架桥的小肖右腿也负了伤，我的头顶右侧也被弹片擦了一个小口子，鲜血直流。我们把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打桩拴绳，拖竹排下水，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紧张作业时，兄弟部队也紧张地绑扎着竹排和筹集器材。敌人枪炮越打越猛烈，使得架桥受阻。我们正组织调整力量时，接到了命令，“暂停架设，待打掉对岸江防火力点之后再行架设。”事后才知道让我们是摆出一个态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里来，以保证另一支部队在我们的上游强渡。

　　当晚我们战斗部队乘着天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将扎好的竹排运到敌人防守较弱我们准备主攻的江边，第二天部队就乘这些竹排一个接一个强渡过江，主力部队经过激战，摧毁了敌人江防阵地，消灭了大部分敌人，余敌向遵义方向窜逃。

　　战斗部队歼敌的胜利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工兵营又投入了紧张的架桥任务。二连组织了几个会游泳的由5班长张才生带领泅渡过江，把事先准备好的粗棕绳和布扭成缆绳，把木桩拉过去，在对岸打好木桩，拴好缆绳。有的还拴在坚固的大石头上，这样就把横过乌江缆绳固定，随后就把竹排拴在缆绳上，竹排有的是双层，有的是三层，在江水较浅的地方，每个竹排的上方都打上木桩，拴竹排以减轻横江缆绳的负重量。竹排之间架上横木，铺上木板，并用竹篾和绳子捆紧。全营经20多个小时紧张作业，终于把一座近300米长，约5米宽的浮桥架好了。

　　总参谋长带了几个到桥上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很好，很好！”“请你们转达我对全营们的问候和谢意。”并指示我们要“保证部队过桥的安全，随时检查，察觉缺陷，立即解决。部队过完后把桥毁掉，到遵义来集中。”接着，大部队就通过浮桥，从这座浮桥上通过的有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红一、红五军团等各部队。当看到浩浩荡荡的机关、部队走过我们架设的通向遵义通向胜利的浮桥时，我们内心感到无比的高兴，部队过完后，我们遵照命令冒雨拆除了浮桥，立即踏着泥泞的道路走了25华里，天黑时赶到猪场宿营。第二天进到距遵义不远的团溪镇住了一晚，翌日中午时分，到了一片欢腾的遵义城。

　　遵义会议后，传来了确立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消息，我们欢呼跳跃、兴高采烈。心想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部队在离开遵义前，进行了整编。工兵营在突破乌江前已减员近半，又为加强军团工兵，部分分别调到红一、红三军团工兵连，剩下还有160人，缩编为军委工兵连。营长韩连生改任连长，教导员改任指导员，分总支书记改任支部书记。

　　从遵义出发，经娄山关、桐梓，到习水附近的土城。土城镇早为我先头部队所占领，工兵连准备接收俘虏，后因情况变化，部队改渡赤水河，工兵连的任务改为抢架赤水浮桥。在先后四渡赤水的战斗中，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与各军团工兵连一起架设了浮桥外，还按军委指示，丢掉笨重器材，甩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在销毁炸药时，韩连长还负了伤。

　　4月下旬，红军分几路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抢占龙街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中央纵队（包括干部团)则直插皎平渡。

　　我们军委工兵连在南盘江、北盘江等河流搭桥，保障了部队迅速通过。有一天，中央纵队与三军团走到了一起，因道路狭窄，人员拥挤，迟滞了前进的速度，必须立即砍除路旁的荆棘、葛藤，为部队开路，于是我们全连不顾一切地投入开辟道路的战斗，衣服挂破，身上流着血，也都全然不顾。三军团彭德怀总指挥也走过来，亲手挥动他从井冈山以来一直带在身上的柴刀开路，十多里的地段不到两小时就被疏通了。

　　以干部团为主力的先遣队，于4月30日晚直驱金沙，抢占了皎平渡，消灭了一个三四十人的敌保安队，缴获了两只渡船，5月1日晨我们军委工兵连到达皎平渡口，勘察江面，准备架桥。

　　金沙江波涛滚滚，水流湍急，有300多米宽，很难架桥。但我们一面试架，一面派出班长周元利和几名战士走访群众，寻找渡船。正在我们因无法架桥十分焦急的时候，周班长他们高兴地回来了，还请来一位50多岁的老人。我们说明找船过江是打四川军阀的，他见我们真的是红军，才面带笑容领着我们在一个河汊里找到了两只船。干部团的抢渡过江后也找到了3只船，总共有7条船了，我们就准备操舟摆渡。

　　三军团到洪门渡没找到船，不能过江。一军团抢占龙街渡后，也没找到船，而且那里江面很宽，地势平坦，易受敌机扫射。于是军委决定：第一、第三军团日夜兼程集中于皎平渡过江。

　　在刘总长的具体组织下，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各军团均按“渡江纪律”，有秩序地乘船过江。

　　上级指示我们军委工兵连，一是准备大量柴草，用作夜间渡江点火照明，二是招待并协助船工摆渡，三是利用时间向群众作宣传工作。刘总长还明确交待：“每天发给每个船工5块光洋作为工资。”工兵连都认真地执行了，白天分些上船帮工，部分砍柴或买菜，并殷切地款待船工。夜间金沙江两岸火光通明，歌声和船夫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渡船象穿梭一样在大江南北穿行……

　　5月3日傍晚，毛主席过了江，立即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刘总长及军委其他领导，在北岸的石崖下办起公来，组织全部渡江工作和安排渡江后的各项任务。

　　在皎平渡口，经九天九夜连续奋战，以9条船渡过了数万红军。当刘总长离开江畔时，不少船工和他打招呼。我们也怀着敬重而又激动的心情挥动着军帽为他送行。

　　担任后卫的五军团也过了江。我们即遵照刘总长的指示，把3条贫苦船民的船，以每条150块光洋买下，请他们以后另购新船，又向群众作了解释，集中起7条船，点火全部烧毁，以滞敌过江。

　　我们望着还在跳动着的火苗离开了金沙江，第二天（5月14日）赶到会理与总部会合了。

　　我军过了金沙江，围攻会理城。工兵连奉命筹集硝黄炸药，在城底下挖坑，准备炸开城墙，后因情况变化而撤消围攻。全军在会理地区休整了5天，又继续北上，经德昌、西昌、冕宁、越西，向大渡河挺进。

　　这时，军委组织了以为司令员，为政委，红一团为主力，并配属一军团炮兵和军委工兵连在内的先遣支队，担负着抢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的任务。

　　5月下旬的一天，先遣队经冕宁到达大桥镇宿营，第二天在向大凉山行进的途中，被一群不明真相的彝民从四面八方袭来，我军鸣枪警告也不听，并有一股手持抢械刀矛的人向工兵连直插过来，抓走了何排长和两名工兵战士。刘总长按照党的民族政策，为消除误会，同部落首领小叶丹说明真情，结盟修好。工兵连被抓走的3位当晚也放回来了，还争取了其他部落的中立，部队即顺利地通过了大凉山，直逼安顺场。

　　安顺场位于大渡河南岸，百多户人家，有敌兵两个连驻守。5月24日夜，率领的红1团的先头营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敌被全歼，来巡查的敌副团长和一条小船也被俘获。

　　工兵连于25日拂晓前携带器材到达安顺场。见河两边是十多丈的高山，河面宽、水流急，碰到礁石上溅起丈高浪花，经研究架设浮桥已不可能了，我们正在踌躇。炮兵开炮了，对岸敌堡升起了浓烟，机关枪也哒哒响起来了。在火力掩护下，一只小船载着十几名象只利箭冲向对岸(后来称为17勇士），占领了敌防守阵地。他们在审讯俘虏时，得知在我们发起攻击前，敌人仓促地在一条小河沟里沉没了两条渡船。

　　在红一团发起攻击之后，我们军委工兵连连长韩连生抱着一线希望带领大家找到一处水流较为缓慢的地段，试着打木桩，想架桥过江。可是木桩还没有打牢，就被水冲走了，在焦急万分的时候，一个通信员跑来向韩连长说：“刘总长有急事，要你马上去！”

　　韩连长带着十几名战士立即过了江，根据俘虏提供的线索，很快把沉船打捞上岸，稍加修理即摆过河来，加入渡河行列。

　　虽然有了3条船运送部队，但速度很缓慢，因水流很急，每过一船都要被水冲下二三里路才能到岸，而空船返回也要被冲下千多米。所以工兵连只好留下部分人员在船上摆渡，大部分分在两岸背纤拖船，肩膀磨破了皮，脚被划出了血，谁都不在意，一心想把千军万马送过河去。

　　刘总长站在江边细致地观察着，不时向我们不难发现摆渡情况，考虑到仅靠3条船运载仍然不能够确保全军过河。军委决定，一军团一师与干部团在安顺场继续渡河成为右路，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以红二师四团为前卫成为左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由安顺场到泸定桥320里，两路红军同时夹河急进，经两天多的冒雨行军和激烈战斗，红4团先行到达泸定西桥头，并立即向东桥头之敌发起突然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攀登着只剩下来的铁索与敌激战，占领桥头后继而攻占泸定全城，消灭敌人两团兵力。

　　工兵连跟随红一师于当晚八时左右到达泸定桥。刘总长指示：“为防敌机轰炸，坠下铁索，必须在桥头加添土石，加厚加固，保证人马安全通过。”我们便不顾疲劳立即投入加固的工程，日夜不停地挑土搬石，把桥头加固后，我们从始至终坚守着。

　　一天下午，朱总司令背着米袋和斗笠走过来了。不久，毛主席也走过来了，刘总长迎上去陪同他过了桥。毛主席看到路面不大好走，便问：“怎么不好走，有这多泥土、石头?”刘总长回答：“为防止敌机轰炸，派工兵担了泥土石头加固了。”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赞许地说：“还是你们想得周到。”

　　我们胜利地过了泸定桥，大渡河的咆哮声听不到了，但面前常常会出现房屋被烧后的半壁残垣和废墟，许多小溪，铁索桥被炸断了，这表明川康军阀和别的地方的军阀一样都是流氓无赖。军事上失败了，便在政治上搞破坏，在我军渡过大渡河后，敌人便到处烧毁民房，破坏大小桥梁，制造谣言嫁祸我军。此时，工兵连又成了救灾队，救火修桥，战士们为抢救群众财物，被浓烟熏黑了脸，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火网中救出了儿童、老人，以实际行动揭破敌人的谣言，宣传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当地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红军的举动无不赞扬，对“双枪兵”无不痛恨。

　　过了夹金山等几座雪山之后，工兵连又一直担任着警卫和警戒任务，毛儿盖会议时，为保卫会议的顺利进行，执行了向松潘方向的警戒，会后，行程40里于8月21日到了草地，7天的草地行军很艰难，每个人都用平生气力前进着。此时工兵连又成了担架队。一次，干部团团长兼右路军直属队的副参谋长陈赓指示韩连生连长：“有个病员必须由工兵连抬上担架，并要切实照顾好。”这时正准备过一条水流很急的小河，韩连生考虑到全连也病了不少人，再加上抬一个病员，怕增加战士劳累，有更多的人病倒，当时没有表示同意，陈赓发了火，撤了韩连长的职（调一名姓陈的任副连长），让别的部队执行了抬担架任务，随后组织决定开除了韩连生党籍，下炊事班当伙夫，后来才知道那位要抬的病员就是周恩来副主席，韩连生知道后觉得非常惭愧，我们也都很后悔。不久，韩连生又恢复了党籍。

　　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纵队和红一、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又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到氓州的哈达铺，我们工兵连剩下的人更少了，编成一个工兵排，归属军委警卫营(营长杨梅生）第一连建制，我由支书改任文书。我们跟着毛主席，在10月间终于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和红15军团会师，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历程。

　　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吴起镇休整时，工兵排改编为工兵班。1936年2月，组成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工兵班的在山西石楼战斗中，挖掘坑道运送炸药，准备实施爆破。突然遭到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坑道口上，大堆泥沙堵死了道口，在坑道里的工兵战友都再也没出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军委工兵营从江西组建，在万里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大部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了，只有韩连生、刘始明、郭炳坤、张瑞霭、徐玉林和我等少数幸存者。现在韩连生等也去世了，在军委工兵营工作过，包括长征途中调到红一、红三军团工兵连的在内，现已所剩极少了。为给编修党史军史提供资料，我将仅能回忆起来的情况写成了这篇稿子，也是对流血牺牲的战友的纪念。